《三国志》是一部“流量”极高的历史书籍，在《二十四史》之中流传至今，更是成为了《三国演义》、游戏、影视等众多历史故事的重要题材，而陈寿更是因为这一部作品而跻身于历史名人之列。
一部好的历史著作，而且还是由著名学者撰写，自然不可能只是平铺直叙地堆砌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还必须要有“阅读欲”十足的故事。《三国志》对于魏蜀吴三大王朝的“一号人物”，陈寿更是将曹操，关羽，孙权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《三国志》为西晋历史学家陈寿所写的二十四史中的一部。
褒贬不一的曹操
陈寿在《魏书·武帝纪》中对曹操的描述是：“汉之末年，群雄并起，袁绍虎霸四州，势不可挡。太祖运筹帷幄，以征伐天下，以申商之法力，以韩白之奇计，以文臣之才，以己之力，以人之智，以物服人，以物易物，以物喜，以物悲，以德服人，最后掌握了大权，以其智慧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甚至可以说是超凡脱俗”。
这句话看似是在恭维曹操，但显然是在说另一句话。申不害、商鞅等都是“法家”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最爱用的就是严厉的刑罚，而白起坑杀长平数十万赵国战俘，亦是对曹孟德的“内涵”，他是个铁石心肠，残暴成性，甚至曾屠过一座城。另外，后来的商鞅，韩信，白起等人也因“以下犯上”而被皇帝处死，或自尽而死，也同样暗示着曹操的“篡汉”之举。更有趣的是，曹操原本只是一个魏王。但是曹丕建立魏后，曹丕封他为开国元勋，册封他为“武”，而陈寿则是以“本纪”为标准，与韩信、商鞅等“将相”相提并论，很显然，陈寿并没有将曹操当做“皇帝”来看待，而是将他当做了一位“治国之才”。
曹操，魏武帝，155-220
被人敬仰的刘备
至于刘备，他的描述和《蜀书·先主传》一样，只有一个“传”字，但是，他的描述中，却写着：“仁义仁慈，识人以才，有祖宗风范，有豪杰之才。”而诸葛亮将国家托付给他，他的心却无贰，诚君臣之义，是古往今来最好的典范。机权干略，不逮魏武，故而根基狭窄。但若屈从于人，则不能使人屈从，亦或使人畏惧，而不是为了争得利益，而是为了避免伤害。”不同于之前对于曹操的评价，这一次却是真心实意地称赞，并且将其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相提并论。刘备的成就显然无法与他的先祖刘邦相提并论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陈寿对刘备的钦佩之情。
孙权，“瞧不上眼”
在这些人之中，孙权是最可怜的一个，他用的是《孙权传》，而不是“吴主”这个称呼，陈寿说：“孙权忍辱负重，任才尚善，有‘践之奇英，乃人之英雄’之说。所以才能独善其身，成就大业。但生性多疑，嗜杀成性，到了晚年，更是愈演愈烈。至于诬蔑嵇行，贬低胤嗣，那是对孙谋、对燕翼子的亵渎吗？后来叶陵迟，才有了亡国之祸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这一篇，仅仅略过了孙权的长处，但却将孙权的性格，处事，行为，都数落了一通，认为滥杀无辜。再加上与孙权相似的“勾践”，同样以杀人如麻，如此明目张胆的描写，不难听出陈寿心中对孙权有多么的憎恨。
陈寿（公元233-297)，字承祚，是一位西晋的历史学家。
首先就是陈寿的身世与心态
陈寿在蜀汉任职较久，曾任金门侍郎和监察御史台两个重要职务。他为人刚正不阿，遭到了当朝宦官黄皓欺压。在蜀汉覆灭之后，陈寿虽然在金代任职。做了御史，做了太子中庶子等职务，但是他的蜀汉情结还是很重的，像很多蜀汉的“遗老遗少”那样，他对蜀汉的缔造者刘备还是很尊敬的，这一点从《三国志》里就能够看得出来。陈寿的看法与立场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后人奉蜀汉为“正统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而蜀汉虽然将曹操当成了最大的对手，虽然曹操的“黑料槽点”很多，但是蜀汉方面却是十分看重曹操的实力与长处。像是刘备，他一直都在夸奖自己的才能，诸葛亮也曾经夸奖过曹操，说他的智慧远超常人，他的指挥能力，堪比孙、吴。所以，作为蜀汉臣子的陈寿，或许也难免会被当时的气氛所影响，对于曹操的优点与不足也会更加的客观。
关羽，本字长生。后改字云长
而在曹操的评估之中，孙权所领导的东吴，纵然是蜀汉的“盟友”，但是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等人都与孙权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因此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蜀汉帝国对于东吴的仇恨甚至比曹魏更加地深。相比于曹操的强大，蜀汉却是更加看不起东吴。所以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云长在孙权提亲时，还用一句“虎女儿怎能嫁犬子”的“戏说”来形容，其实也是很贴切的。如此一来，陈寿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将孙权的事情说了出来，而东吴已经被金国给灭了，陈寿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
《后汉书》为一本记述东汉时期的史籍
自然，因为他们的历史以自己的主观修改为主导，所以书写的自由比较大，难免会夹带一些自己的喜好与情绪，以及“三观认知”。到了隋代，这一制度就变成了一种由朝廷主导的群修制度，皇帝任命一位德高望重、才华横溢的大官为总编，将当时最优秀的文人聚集在一起，共同修书，唐太宗时代，魏征主持《隋史》的修撰工作。宋神宗年间，以司马光为首，对《资治通鉴》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修改。
这种群体校勘的历史著作一般都是考据严谨，相对客观，但也存在着较少的主观情感，其“趣味性”显然是“不足”的。所以，如《史记》与《三国志》这样的个体编纂，与后人共同编纂的历史著作，其文体特征有较大差别是不难理解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