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读书，毛主席是个不倦的耕耘者，生平未曾放下那厚重的书卷。
尤其对《三国演义》和《三国志》这两本，他爱之如宝。
倘若书中细节为世人所遗，毛主席则洞察其间，于其中取精彩，发奇思。
毛主席沉思时，王侯将相之策，外交策略，战场智谋，皆在他的思考之中。
毛主席历经无数战役，无论多狡猾的敌人，于他眼前也不过数招便散。
其智胜敌将，其谋制敌策，真正能与之匹敌者寥寥可数。
而《三国》中却有一人名为贾诩，他智计高超，有一计谋竟使主席深感忧虑。
毛主席与三国
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毛主席对《三国演义》的热爱可谓骨髓之深。
早在1906年，尚是少年的他便沉醉于三国的波澜壮阔，那时他已是韶山村里有名的“三国迷”，手中总是捧着《演义》与《水浒》。
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间隙，特地前往武侯祠参观。
在那里，他向讲解员提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：“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，骑了几次马？”
这不禁令人感叹，毛主席阅读《三国》竟至如此细致，那些被常人忽视的细节，在他眼中却能激起波澜，引发深思。
1910年，毛主席赴东山学堂求学时，手不释卷地携带着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。
在那里，他以其对三国故事的精妙讲解和流畅对答，赢得了“三国故事大王”的称号。
之后，湖南师范学习期间，与蔡和森、萧子升齐名，三人被誉为“三个豪杰”。
到了1913年，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中，更深一步接触到了《三国志》。
自此以后，无论是在论述还是演讲中，他常将《三国演义》与《三国志》引为佐证，从中寻找历史的智慧，以笔为剑，辞锋如矛。
井冈山时期，毛主席偶然回忆起《三国演义》。在得知茶陵的谭延闿家藏有此书时，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曾赞叹道：“这真如拨开云雾见青天，快乐不可言。”
长征途中，其对《三国演义》的钟爱未减，甚至让警卫员四处寻书，却因误传成寻找“三锅”，添了一段行军中的趣话。
70年代，毛主席尽管视力已因老年性白内障而大不如前，仍旧未曾放弃对《三国演义》的深情阅读。
他的书房里，各式各样的《三国演义》版本不断翻阅。
有市面上平装的简易版，也有装帧讲究的线装书籍；此外，他更是对那些如《羊祜传》、《杜预传》等三国时期的史传作品爱不释手。
倘若算起来，他与《三国》的故事结缘已有七十余载。
在毛主席的心目中，《三国演义》是小说，而《三国志》则是正史。
他曾明确指出，两者虽源于同一历史时期，但不可混同看待。
1958年11月的一天，在武昌，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
他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与《三国志》。虽分属不同的文体和类别，但二者的内容紧密相关，能相互验证，使得小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，而正史也因小说的生动描绘而更加鲜活。
毛主席常用《三国志》的史实来印证《演义》中的故事，以增加其真实性。
同时，他也习惯利用《演义》中的生动描写来解释《三国志》的历史事件。
他认为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可使人的思维层次得到提升，丰富思考的深度。
在各种报告、文章中穿插三国故事，或针对不同听众进行教育和启发，毛主席总能做到恰到好处。
在古今中外，鲜有人能像毛主席那样，将三国故事用得如此巧妙，赋予《三国》以时代的意义，传递他那深邃的哲理。
当他谈起《三国》，虽只是简短几句，却足以让三国学术焕发新光，攀至新的高峰。
毛主席的这种论述方式，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厚感悟，也展现了他教育人、启发人的独到方法，真可谓是将文史哲学运用至极致。
贾诩之计，深感忧虑
毛主席对《三国演义》的评价很高。
早在1938年，他便发出感慨：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，未曾细读此三部巨著者，不足以谓之中国人。
二十年后的一日，他又对身边的警卫员反复强调，“身为中国人，若未涉猎这些经典，实属可惜。”
他甚至更进一步地表达了对这些文化瑰宝的热爱：“作为中国人，不将这三部书翻阅三遍，实在是遗憾至极。”
毛主席不仅自己重读，更鼓励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都应品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并给出了独到的指导。
主席认为，不必过多沉湎于那些虚构的描写，更应深究其中的辩证法。
他教导他们要“学会作为评论员”，洞察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。用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战略战术启发军事思维，“观其布兵排阵，察其外交争端，了解其组织之妙。”
在多次的交流与讲解中，毛主席善用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教育的载体，以提高听众的共鸣与参与感。
他以刘备在夷陵之败讨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，又以张飞在古城会关羽时的疑虑，讲述原则与信任的重要性。
少谈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向赴越的韦国清将军传授战略忍耐；以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，鼓励敢于实施更大胆的策略。
毛主席对《三国演义》的解读超越了简单的善恶观。
在他心里，三国时期的政治家与军事家，无论其忠诚与否，都对中国的统一有着或多或少的贡献。
曹操、刘备、孙权及其文臣武将，以他们的智慧和策略，为后世的统一与进步铺平了道路。
毛主席对曹操的评价颇高，他常表达对曹操的敬佩，同样赞同鲁迅对此历史人物的精辟点评。
曹操“非无雄才大略”，而毛主席于这种论断深表认同。
除此之外，三国时期的贾诩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极高评价。
贾诩，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初年的策士，以其超凡的智谋与“算无遗策”的策略声名远播。
他曾助董卓扭转乾坤，后又辅佐曹操统一北方，乃至暗助曹丕登基，影响了整个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。
贾诩之所以能成为曹魏国之重臣，位列三公之首，是因为他的策略总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战局，他的智慧总能在危机中寻找生路。
贾诩在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曾给予曹操一个可能改写三国历史的忠告。
当曹操攻破荆州，意图顺江东下以图一统江山时，贾诩曾给出劝告说。
"您当初攻破袁氏，现今收复汉南，早就威名远扬,军事实力已经十分强大。如果此时利用过去楚国的富饶,来招揽贤才良士,安抚百姓,让他们安居乐业,那就可以不兴师动众而使江东地区俯首称臣。"
然而，曹操未采纳此谋，继续东下，最终在赤壁之战遭遇重挫，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大好机会。
倘若曹操当时接受了贾诩的建议，或许三国的历史会有所不同。
而在毛主席的眼中，贾诩的智谋却让人深感忧虑。
再后来曹丕称帝后问贾诩:"我想要讨伐不服从我的人，以统一天下，吴、蜀两国，先打哪一个呢?"
贾诩说：
攻敌者，务求兵强马壮；建国者，更需德教为先。
陛下新登基位，已掌天下之权，若能借文教之力安抚四方，让百姓自然归顺，则平定之事，自不在话下。
在贾诩看来，吴、蜀虽小，地利人材不可小觑。
蜀依山峻，吴赖水阻，刘备虽亡，诸葛亮仍善治国事，孙权洞悉时局，陆逊精通兵法。
他们据险自守，水陆兼备，非是易于攻取之地。
兵法有云，不战无把握之战。
审时度势，再谋兵动，方能事半功倍。
朝中虽才俊辈出，然与刘备、孙权诸人相较，似无出其右者。
纵使陛下威震四方，战事亦充满变数。
昔舜王以舞盾与斧示威而使苗人归服，故臣以为，当前宜先文攻后武力。
文帝没有采纳，后来发动江陵战役,士卒死亡很多。
穿梭古今，洞察敌谋
贾诩那两条见微知著的计谋，难道不正是后世帝国主义所谓“和平演变”策略的先声吗？
毛主席穿越时空的洞察，敏锐地把握了敌人的阴谋，据此制定了一系列响应的对策。
所谓“和平演变”，乃是帝国主义采用非血腥的手段，旨在无声无息中将社会主义国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庸国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落幕，帝国主义国家已深知，单靠武力与恫吓难以根本摧毁社会主义堡垒。
因此，他们在维持原有的军事威胁同时，加入了和平演变的策略。
在1953年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作证时首次公开提出，通过“和平的方式”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“演进性变化”，目的是让这些国家“从内部解体”。
这一策略很快被美国政府定为正式方针，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了长期的潜在威胁。
此策一出，便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。
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防止“和平演变”思想的领袖。
他深刻洞察到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，正抱着野心，在等待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后继几代中实现其“和平演变”的阴谋。
因此，他反复教导全党、全国人民，必须保持清醒头脑，提高警惕，不可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迷惑。
自1964年起，毛主席不仅将防止“和平演变”的议题正式提上日程，更强调采取实际而有效的措施来应对。
这一策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长期战略方针。
毛主席对“和平演变”的警觉与对策，无疑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。
他的思考保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，也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警示。
进入光辉灿烂的新时代，我们大国的经济建设可谓硕果累累，令世界瞩目。
西方列强见自己从贸易战、科技战等诸多手段未能挫败中国的崛起，便将狡猾的目光转向了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领域。
试图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播下混乱的种子，威胁到国家的根本安全。
此乃一场无硝烟的战争，暗涌汹涌。
然而，我国之所以能长期稳如泰山地经受住西方的“和平演变”压力，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引导。
正是这坚不可摧的领导核心，使得国家如巨轮在风浪中稳健航行。
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。
无论西方的“和平演变”手段将如何变换花样，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任何外来的反华势力，不论其如何进行“和平演变”行动，终究是徒劳的。
而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关键在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确保大政方针和政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。
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党和政府，与亿万人民心手相连，方能共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线，抵御西方“和平演变”战略的实施。
参考资料：
毛主席与“三国” 盛巽昌
张纯著. 毛主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研究[M]. 2019
